運動視界一篇「葉耀文沒竿爭議，唯一有機會改變這瞎事的是誰」寫得好，為此我心得了一個標題《飢餓的蘇丹，沒竿的台灣》。
《飢餓的蘇丹》是由記者凱文卡特所拍攝的一張實境照片，在照片中一個頭大身小、餓到皮包骨，蹲坐在旁幾乎可以說是畸型的孩子，而後面有一隻逐漸接近他，虎視眈眈的禿鷹。
這張照片得到當年的普立茲獎，因為對於當下蘇丹貧困飢荒的實境做了極大的寫實效果。
兩個月後，凱文卡特卻因此照所得到的責難自殺。
在道德上，大多矛頭指向記錄當下的記者，為什麼不盡最大的努力來協助當時困境中的人，但是凱文卡特在靜靜等待的20分鐘當中，優先想到的是記者這個工作，該如何記下當時。
我想這兩件事情永遠是衝突的。
或許大家會認為，揭露一個將餓死的小女孩、整個國家的惡況，是沒有辦法和一位體育選手及國家的散漫擺在一起比較的，把「如果有能力去救助那個小女孩」投射到「如果有能力去救助這位選手」，最終反映到「如果有能力幫助台灣更好」，那我們對該選手所產生的同情與憤慨，不正是對自己的同情與憤慨嗎？想想，台灣不正是另一個時空下的蘇丹嗎？
《沒竿的台灣》絕對有這件事情的影子，作者以「浪費時間」作為責難當下記者(和台灣人)的原由，但是當流量至上的想法壟罩著整個媒體圈，到底要做正確的事，還是要報聳動的內容？
看看：多棒一個題材，可以先感傷中華小將如孤軍般被拋棄，然後罵公單位無所作為，再由貨運業者踢爆公單位說謊，最後收斂在原來大家都沒有錯，可喜可賀、可喜可賀。
前些陣子接受採訪時聊到「媒體的責任」，我認為目前媒體普遍都忘記了社會責任與道德，並且以職業道德至上為由，作為擋架批評的藉口，認為媒體專業僅在撰文、念稿，不需了解前因後果、不需要觀點針砭，即便心中抱著「我做為媒體是為了替社會做點事」的熱血想法，也總在環境的磨損下成為黯淡無光的文字堆疊者、血腥追蹤者。
再看看可笑的陳文茜訪侯導事件，訪談中所表現的無知、強迫、不尊重，幾乎就是我們所知公眾人物的水平和對自己要求的極限了。
提升讀者水平一直是這個業界在呼籲的事情，如果整體社會氛圍是「追求正確優於追求刺激」，或許有能力寫下報導的人願意放下筆，先為這位選手尋求幫助。
想想，當多一個人渴求著看到一個小女孩被禿鷹啄食，那就會多一個記者靜待這個畫面。
誠如你我共同打造了《沒竿的台灣》。
事後記：誠如《飢餓的蘇丹》，此篇報導一出、各界紛紛表態，台灣要依賴這樣的「窮舉」多久？打從根本改起的契機何在？我想這才是真正值得思考討論之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