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灣不管在哪個業界，都有一個很大的痛點，那就是政治與信仰凌駕於專業與理性之上。
這裡所提到的「政治」並不單指人民與政府之間的政治，而是包含各種人際關係與團體之內的「政策」所交織而成的關聯。
[title]從一個故事開始說起[/title]
員工在一次集體會議中得知，老闆考慮到上半年度事業推廣不佳，可能於下半年度實施裁員減薪，若有人提出開源節流方案，或許能避免此一情況。
事實是，當一間公司的營收不佳，老闆應該是最擔心整體狀況的人，是產品不合市場？是業務能力不足？是行銷效果不夠？從而尋求顧客、管理階層或專家的意見，而不是把所有人都拖進這個困難，並優先宣告裁員減薪的可能性，以保全老闆所能保障的最低利益。
但是，社會一般所認同的「優秀員工」接受了，所以故事就接著演化成：
由於老闆娘日思夜想擔心公司狀況，所以決定部分員工受訓準備投入副業，以求損益平衡，在此徵求自願者。
事實是，員工為企業的資產而非成本；成本的確可以做轉運用，但是員工有其既定的能力與經驗，轉移的結果不但降低其人效，更沒有做到最基本的尊重。
但是，社會一般所認同的「忠心耿耿」還是接受了，所以故事就更進一步變成：
公司政策發布至今，評鑑人效結果如下，並根據其結果做出裁員減薪決策。
事實是，老闆並沒有因此少賺一毛錢，但是員工卻得到了不穩定的環境、可能被裁減的薪資、無時無刻要面對的評鑑報告…
但是，社會一般所認同的「穩定生活」，告訴你還是忍忍吧…
[title]認同民主卻不認同民主素養[/title]
「我們是平等而民主的，但是今天你不幸位於低下階層，請你學習服從並接受領導。」這有趣而弔詭的現象發生在我們四周。
我從不認為台灣發生了所謂「換個位置換個腦袋」的思維，因為從頭到尾都只有一種思維：
做為一個較低階層我理應接受領導；做為一個較高階層你理應對我服從。
學界如此、各種業界如此，導致了我們在社會中徹底被愚民且控制；
我們全盤接受上位者所丟出來的議題(公司營收不佳要減薪)，並且盡全力解決本應屬於他們的障礙(生產線幫忙想辦法開源節流)，卻沒有從利益交換的角度去思考自己應得的待遇為何(如果生產線解決了成本問題，是否該回饋至生產線??)；
這使得階層被僵化、固化，並且被利用生產。
[title]先檢討政治問題、屏除信仰[/title]
當議題產生的時候我們必須先自問：這是不是個政治問題？
在最一開始的故事裡，每個人都必須先釐清其責任與權限，而不是以一概全的由老闆拋出、全體扛下。
一旦專業問題交由非專業要去面對，那就會是個政治問題。
另一個狀況則是失去理性的信仰，以前陣子很紅的22k假議題來說，第一個發起人只想強調：在我的團隊內沒有這種低薪資(但是相對的也沒有高薪資人才)。
後續的討論者則是根據己身所遭遇到的待遇、以及社會環境的現況來做議論，而形成了一種「肉粽頭」的議論串；最後所有參與這個議論的人，雖然都或多或少增長了對社會環境的認知了解，但也同時大大強調了肉粽頭身為意見領袖原先的訴求。
只要訴求並非注重群體而是著重單方面，那就是個政治問題。
而政治問題可以得到的是試水溫的效果，了解此議題受重視的程度、一般觀點與專業之間的落差、來自專業角度的意見。
一旦政治型問題決定以政策方式解決，只能透過一方服從另外一方來解決，而通常服從的那方則會受到壓榨。
[title]理性、專業、解決方案[/title]
這幾乎是各專業顧問的範疇，但不外乎先冷靜看清現況、釐清問題本身。
我相信那些真正成功的大公司是這樣做的，老闆或股東可能單純丟出一個目標或議題，由中高階經理人進行問題釐清和解決方案研擬，最終形成一個遍及全企業的政策。
很可惜的是，台灣大多數的人連「理性」都未能做到，即便做到了，也會被社會價值觀重重綁住：
「我不敢跟主管提」「我再忍耐一下」「22k還是好過18k」
只期待自己有一天也有能力成為老闆，先培養把問題丟出去的能力和態度：
「你的想法是怎樣」「我就這樣決定了」「我覺得你所說的並不重要」
[title]結語[/title]
其實我心裡很想鼓吹理性至上，但是事實上個人對於各種政黨、宗教、團體的成員依舊非常客氣，甚至不敢說出冒犯的話。
說到底是我自己孬了，逐漸習慣於去迎合社會價值的一般觀點，也就是社會化了。
抗議反動這種熱血的事情，還是要交給熱血的年輕人去做。
我能做的，只有最低程度的確保另一種言論是存在的，並且鼓勵眾人在看完這篇之後，願意去思辯。
並且秉持著正確的態度：「我不贊同你所說的每一句話，但是我誓死捍衛你說出這些話的權利。」(Evelyn Beatrice Hall )